，然后点击“添加到主屏幕”小小的渡口 (1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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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识小小也许是个偶然，也许是个必然。
我经常在网络上写字，慢慢也结识了几个朋友。开始他们并不相信我的职业是自由撰稿人，因为我的文字水准实在有些搞笑。我发誓要作出一个绝版的姿态，给朋友们一个想念儿地。大概过了几个月以后，刘大壮给我来了封信，他说他妹妹想讲她的故事给我，我想也没想，就说，只要她愿意，我随时都有时间。
大概过了一个星期，大壮的妹妹，这个叫小小的女子，发来了她的邮件。
“你好，小渡。
怎么说呢，我哥说你大概在练习码字，我想我的经历可能会对你有些帮助。
其实我就是想找个人说说话，有的事情压在心里太久，没准会长毛。我还年轻，不希望自己总是生活在阴影中。你不是叫渡口么？呵，看看你能不能渡我过河。
我从小就没有母亲，是我父亲和我大哥把我拉扯大的。
我父亲真是个好人，可是好人怎么就没有好命呢？我母亲是文革中被红卫兵拉走的，那时我才满月。后来我就问我爸，我妈去哪里了？我问我爸，每次都是你来接我放学，我妈呢？我想她啊。家里面没有我妈妈的照片，一张也没有，有次我实在想我妈妈了，就把家里面翻了个底朝天。其实我就想看看我妈什么样。我爸是个好脾气的男人，他从来不骂我，也不打我，我惹他生气的时候，他就是那么疼爱地看我，一直看到我哇的一声哭出声来。有一阵儿我们学校躲迁，搬到了离家很远的一个小学，路上结满了冰，我爸爸不管工作多忙，都骑着他的大金鹿来给我送饭，接送我。
我哥小时候没少惹我哭。可是一旦我被别人惹哭了，他一定要找到那个人，不惜一切代价，真的，他甚至会动刀子。我这么说你别以为我在开玩笑，他头上就有三块疤是为了我和街上的小混混们动了手。我哥看不起我爸，他说我爸是个窝囊废，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。
有一次，我十五岁，我哥十八岁，他满头是血回来，躺在自己的小床上一动不动。我放学回家，一看就傻了眼。傍晚的天空一片鲜红的颜色，我一片片用酒精给他擦血，擦一遍又流出来，我就捧着我哥，哭成一团。我想我们怎么会这样，我哥是这个冷冰冰的世界上最疼我的，可他这么遭罪，是为了什么？我哥这时说，小小，咱不哭啊，咱一哭那些欺负咱的人就高兴了，我哥说，要哭的是欺负你的几个王八蛋，这会儿不定在哪里喊娘呢。
我哥说了一句话，欺负咱的人，你不能怕他，你得让他记着，欺负你的代价。
这句话，我记着，一辈子。”
这个女子的信让我的意识开始模糊，我隐隐约约记得从文革到开放之间的某些支离破碎的片断。潘帏和黄晓菊曾经在80年讨论过人生的意义：“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？”
“有人说，时代在前进，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翅膀；也有人说，世上有一种宽广的、伟大的事业，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。人生的路，怎么越走越窄，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，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，就意味着彻底灭亡。真的，我偷偷地去看过天主教堂的礼拜，我曾冒出过削发为尼的念头，甚至，我想到过去死心里真是乱极了，矛盾极了。”
我想现在这个世纪已经有很多的不同，我们的孩子没有经历过那种挣扎在肉体死亡边缘的剧痛，但是，我们一样有迷惑，摆在我们面前的路仿佛是太多了，让我们眼花缭乱。只有一件事情没有改变，如同南极洲的冰山和亘古的寒冷，那种极度深寒，时不时浮出海面，我不知道这种感觉应该叫做什么，如同我无法定义我们这个世界一样。
我回了信：
“很感谢你的信任，小小。没法想象你的生活，正如你对我一无所知一样。生活里有很多偶然，我觉得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最好。如果你愿意倾诉，我也愿意倾听。
祝你一切都好。”
一个从小失去母亲的女孩，大概会有两个极端，一个是逆来顺受，一个是反叛流离。我不知道，刘小小是其中的哪一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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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识小小也许是个偶然，也许是个必然。
我经常在网络上写字，慢慢也结识了几个朋友。开始他们并不相信我的职业是自由撰稿人，因为我的文字水准实在有些搞笑。我发誓要作出一个绝版的姿态，给朋友们一个想念儿地。大概过了几个月以后，刘大壮给我来了封信，他说他妹妹想讲她的故事给我，我想也没想，就说，只要她愿意，我随时都有时间。
大概过了一个星期，大壮的妹妹，这个叫小小的女子，发来了她的邮件。
“你好，小渡。
怎么说呢，我哥说你大概在练习码字，我想我的经历可能会对你有些帮助。
其实我就是想找个人说说话，有的事情压在心里太久，没准会长毛。我还年轻，不希望自己总是生活在阴影中。你不是叫渡口么？呵，看看你能不能渡我过河。
我从小就没有母亲，是我父亲和我大哥把我拉扯大的。
我父亲真是个好人，可是好人怎么就没有好命呢？我母亲是文革中被红卫兵拉走的，那时我才满月。后来我就问我爸，我妈去哪里了？我问我爸，每次都是你来接我放学，我妈呢？我想她啊。家里面没有我妈妈的照片，一张也没有，有次我实在想我妈妈了，就把家里面翻了个底朝天。其实我就想看看我妈什么样。我爸是个好脾气的男人，他从来不骂我，也不打我，我惹他生气的时候，他就是那么疼爱地看我，一直看到我哇的一声哭出声来。有一阵儿我们学校躲迁，搬到了离家很远的一个小学，路上结满了冰，我爸爸不管工作多忙，都骑着他的大金鹿来给我送饭，接送我。
我哥小时候没少惹我哭。可是一旦我被别人惹哭了，他一定要找到那个人，不惜一切代价，真的，他甚至会动刀子。我这么说你别以为我在开玩笑，他头上就有三块疤是为了我和街上的小混混们动了手。我哥看不起我爸，他说我爸是个窝囊废，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。
有一次，我十五岁，我哥十八岁，他满头是血回来，躺在自己的小床上一动不动。我放学回家，一看就傻了眼。傍晚的天空一片鲜红的颜色，我一片片用酒精给他擦血，擦一遍又流出来，我就捧着我哥，哭成一团。我想我们怎么会这样，我哥是这个冷冰冰的世界上最疼我的，可他这么遭罪，是为了什么？我哥这时说，小小，咱不哭啊，咱一哭那些欺负咱的人就高兴了，我哥说，要哭的是欺负你的几个王八蛋，这会儿不定在哪里喊娘呢。
我哥说了一句话，欺负咱的人，你不能怕他，你得让他记着，欺负你的代价。
这句话，我记着，一辈子。”
这个女子的信让我的意识开始模糊，我隐隐约约记得从文革到开放之间的某些支离破碎的片断。潘帏和黄晓菊曾经在80年讨论过人生的意义：“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？”
“有人说，时代在前进，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翅膀；也有人说，世上有一种宽广的、伟大的事业，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。人生的路，怎么越走越窄，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，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，就意味着彻底灭亡。真的，我偷偷地去看过天主教堂的礼拜，我曾冒出过削发为尼的念头，甚至，我想到过去死心里真是乱极了，矛盾极了。”
我想现在这个世纪已经有很多的不同，我们的孩子没有经历过那种挣扎在肉体死亡边缘的剧痛，但是，我们一样有迷惑，摆在我们面前的路仿佛是太多了，让我们眼花缭乱。只有一件事情没有改变，如同南极洲的冰山和亘古的寒冷，那种极度深寒，时不时浮出海面，我不知道这种感觉应该叫做什么，如同我无法定义我们这个世界一样。
我回了信：
“很感谢你的信任，小小。没法想象你的生活，正如你对我一无所知一样。生活里有很多偶然，我觉得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最好。如果你愿意倾诉，我也愿意倾听。
祝你一切都好。”
一个从小失去母亲的女孩，大概会有两个极端，一个是逆来顺受，一个是反叛流离。我不知道，刘小小是其中的哪一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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